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——关于陈玉东和他的艺术
来源:网络 编辑:若翔 时间:2023-02-21
导读:
在所谓后现代语境下,当代艺术的语言借鉴与挪用,几乎已涉及到日常生活与历史资源的方方面面。其中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元素,亦被艺术家所转换,登上了当代艺术的大雅之堂。事实上,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,对民间艺术的发现与挖掘,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倾向。比
在所谓后现代语境下,当代艺术的语言借鉴与挪用,几乎已涉及到日常生活与历史资源的方方面面。其中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元素,亦被艺术家所转换,登上了当代艺术的大雅之堂。事实上,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,对民间艺术的发现与挖掘,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倾向。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艺术界兴起的“贵州现象”,以及中央美院组建民间美术系等等,就都是从文化寻根的角度,挖掘民间民俗艺术的各种素材,来丰富当代艺术的语言形态。
不过,因为八十年代的整体文化语境是追求西方现代性。所以,走民间艺术的文化寻根之路被西方启蒙话语所屏蔽,也就成了隐而不显的一股潜流。这种现象直到九十年代初,由于中国当代艺术被更大的国际舞台所接纳,才有所改观。正是因为国际间的频繁交往,打破了原先内部的启蒙话语,使其不得不转向外部直面文化身份的问题。 而中国的民间氏俗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样式,正好可以通过转换来表达不同于西方艺术的“异质性”。所以,自“玩世现实主义”和“艳俗艺术”在“圆明园画家村”兴起,将中国的民间民俗艺术转化为当代艺术的中国方式,就成了一种文化主流,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进程。
陈玉东早年也曾生活在圆明园,与“玩世现实主义”的代表艺术家方力钧等人交往甚密。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与人际交往,使他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,较早地敏感到艺术史的潮流变化。我没看过陈玉东早年的艺术创作,通过他后来的作品给我的印象,我猜想,圆明园时期应该是他风格转型的一个重要关口。有道是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正是因为跻身于艺术潮流之中,与方力钧等浪尖人物为伴,耳濡目染,陈玉东也深感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转向,正在朝中国的民间俗艺术方向转移。而这,恰恰也是陈玉东的特长。即作为一个纺织大学图案设计专业毕业的学生,陈玉东本还自谦离所谓纯艺术有一段距离。可艺术史潮流的本土民间民俗方式转向,却是时来运转,撞到了他的枪口上,让他的所学有了用武之地。所以,自此以后,陈玉东便定下了自己的创作基调,在民间方式的艳俗形态中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。
其实,只要我们细心观看陈玉东的作品,便能发现其中有着很强的图案设计意味。就像他笔下的花朵、树叶,以及人形符号等等,均脱离了写实的内涵,而变成了图案造型的纹饰一样。这种线描加平涂的方式,正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的一种纹饰纹样;而大红大绿的色彩构成,更是对欢天喜地的心理寄托。陈玉东涉足图案设计多年,对此谙熟于心,创作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。不过,这并非我关心的问题,我所关心的还是陈玉东这样来创作作品的意义。即这种图案化的处理,以中国的民间民俗艺术语汇为胎盘,在今天的当代艺术情境下孵化出了什么样的艺术成果。
前面我已经说了,无论是“玩世”还是“艳俗”,都是由全球化语境催生的一种自我文化回眸,其批判性早已不言而喻。然而,也正是因为后来夸大了其调侃、反讽的语义,使其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艺术,结果却是厚此薄彼,逐渐失去了文化寻根的内涵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玩世”和“艳俗”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,还有很大的文化余地可以开采。陈玉东很清晰地看到了这点,作为后续的开采者,他将政治性的话语剥离出自己的艺术创作,以中国的民俗艺术为语汇,既是对“玩世”和“艳俗”等艺术形态的疏远,也是对全球化时代有关文化身份问题的回应。而他画面中反复植入的一些破坏性元素,如不规则的汉字,线形缠绕的人物符号等等,则反映出他的一种生存情绪。其现实的对应,正是陈玉东的艺术没有落入概念的巢穴,还能激起我们对生命联想的根本原因。
作者:杨卫,著名艺术批评家、策展人。专业为中国现当代艺术、视觉心理学、艺术批评与策划。多所大学客座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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